文/溫培雅

有茶清待客，無事亂翻書。偶爾在書中看到漢代出土文物中有一個貍龜紋漆盤，盤內云紋間隙處朱書“君幸食”三字，翻譯成今天的官方用語就是：“祝您用餐愉快！”寥寥三字承載了“有朋自遠方來，不亦樂乎”的盛情。想來那漢代的客人們看到后也會愉悅，精美的餐具、可口的食物加上主人的熱情款待，應是賓主盡歡、不亦樂乎。

多讀兩句書，少說一句話。像這樣看起來好像無甚用處的書我讀了很多，就是為了不至于文思枯竭。經常把這些專業(yè)外的書籍當作零食，品品嗑嗑，悅心悅己。案頭的工作不是起草公文就是處理公文，請示報告、通知通報、匯報材料更是常駐嘉賓。每天上下求索，有過“吟安一個字，飄落數根發(fā)”的衣帶漸寬，也有“一句一天得，一吟汗雙流”的孜孜以求，試圖在實用性、時效性和思想性、藝術性中尋求一個平衡的點，讓易碎化、八股化的公文可讀可看一點。這是一個無法納入職稱評審范疇的大課題，費力躬耕，尚無突破。

亂翻書有亂翻書的好，我在很多古文中發(fā)現了熟悉的公文文體的端倪。

“策”“書”“疏”“表”均屬于公文類上行文之建言報告。古代三大策論的名篇包括賈誼的《過秦論》、柳宗元的《封建論》、蘇洵的《六國論》，我只看過蘇洵的這篇。策論中，他語言鋒利，縱橫恣肆提出并論證了六國滅亡“弊在賂秦”的精辟論點，借古諷今地抨擊宋王朝對遼和西夏的屈辱政策，告誡北宋統治者要吸取六國滅亡的教訓，以免重蹈覆轍。歐陽修稱贊他“縱橫上下，出入馳驟，必造于深微而后止”；曾鞏評論他的文章“指事析理，引物托喻”“煩能不亂，肆能不流”。蘇洵作詩不多，擅寫五古，宋人葉夢得評其詩“精深有味，語不徒發(fā)，正類其文”。古代評論一個人的才華往往從詩詞、策論、經辯三個方面入手，蘇洵策論出眾、詩詞精妙、口才了得，已經是人中龍鳳。唐宋八大家，他家就占仨，是有基因遺傳的。時人爭讀“三蘇”的文章，有諺語說：“蘇文生，吃菜根；蘇文熟，吃羊肉。”意指熟讀“三蘇”文章就能登科及第、富貴榮華。那時候應試還是八股文，用策論作為科舉的題目是清末才開始的。乾隆年間，一場會試策問中提到了《史記》研究問題、歷代兵制問題、河北水利建設問題和西北地理問題，涵蓋國家的經濟、文化、軍事和地理等諸多方面。由此可見乾隆選才目的明確：不用皓首窮經之輩，引進世事洞明之人。晚清名臣張之洞就能把策論寫得飛起，“一時縱筆所至不能自休”，竟然寫了12000字。此處敲黑板劃重點：他用的是時時要研墨蘸筆的毛筆，寫的是耗時費工的小楷。

平行文中有“信與函”，古文里的“書”雖然與現今的公文之信函有所區(qū)別，但是已經屬于平行文的文體。且看《唐宋八大家文選》中，王安石寫給司馬光的《答司馬諫議書》。形式上盡管是私人通信，但王安石巔峰狀態(tài)是宰相，而且是排名第一的宰相。而我們熟知的早慧砸缸的司馬光也絕非常人，他在《資治通鑒》中職務簡介為“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、朝散大夫、右諫議大夫、充集賢殿修撰、權判西京留司御史臺、上柱國、河內郡開國侯、食邑一千三百戶、食實封四百戶、賜紫金魚袋”，這官職一口氣說不完。當時做大官的人職務都比較長，我們的“包青天”包大人官職也長達45個字。司馬光官最大時為門下侍郎，即副宰相。兩位高級別官員往來信中關于“變法”的公事內容，按密級分估計不是絕密，也是機密了；按緊急程度分，不是特急件也是急件，估計要八百里加急換馬送達。書信涉及的行政內容，其實就是一篇標準的公文類平行文復函范本。

下行文包括命令、決定、公報、公告、通報、通告、批復等。在古代，那些不是在左遷就是在左遷路上給友人凄凄慘慘寫告別詩的“倒霉蛋兒”，就是接到了下行文中關于職務調整的命令、決定之類的。古人以右為尊，所以一般把貶謫、流放叫作左遷。很多文人出身的官員因為自己或是友人被貶了又貶，寫出千古名句。比如“我寄愁心與明月，隨風直到夜郎西”，出自李白的《聞王昌齡左遷龍標遙有此寄》，這題目夠長的，但是再長也沒有愁緒長。王昌齡七言絕句寫得極好，被譽為“七絕圣手”，代表作是那句“洛陽親友如相問，一片冰心在玉壺”。王昌齡貶官前為江寧丞，僅次于縣令，被貶謫到龍標（今湖南洪江市）這個地方擔任縣尉。他本人還沒來得及寫詩抒懷才不遇之憤懣，“鐵哥們”李白已經長歌當哭了。“垂死病中驚坐起，暗風吹雨入寒窗”是四次遭貶身心憔悴的元稹所寫，在聽到共同提倡新樂府的知己白居易遭貶江州司馬，他推己及人、黯然傷神。韓愈被貶韓州刺史時，在朋友圈發(fā)了“云橫秦嶺家何在，雪擁藍關馬不前”的郁悶之語。

公文不求文辭皆美、意境深遠，只求文通理順、邏輯嚴密，就像蘇軾在《與侄書》中陳述自己態(tài)度時說的那樣：“平淡乃絢爛之極也。”想達到這個境界，無他，唯多讀書爾。